五、“重症”中医解疑
 

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，常出现一些相关问题，最常见的是——新冠肺炎重症与死亡，多与高年龄和基础疾病有关。现代医学基于生物医学知识对此已有明确的解释，那么，中医理论与临床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？现话分两头，试从中医角度解疑如下。

 

1、重症与年龄关系

关于新冠肺炎重症、死亡率与年龄的关系，这方面的报导甚多，但有一篇报导却别出一格，这就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，他于5月28日分 析介绍了上海700多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发现，“所有重症、死亡病例都和年龄有关：50岁以上的人群确诊以后转为重症呈高风险，60岁以上 转重症的风险较高，70岁以上转重症的风险则更高，80岁以上转重症的风险极大。而年轻人普遍都是低风险。”

张氏的这篇资料介绍特点是，他以50岁为起点，以10岁为一年龄段，将新冠肺炎重症风险级别列为：高（50岁）、较高（60岁）、更高（70岁）、极大 （80岁），即从50岁开始，人的年龄每增10岁，新冠肺炎重症、死亡率的风险级别就依次增高，并指出“年轻人普遍都是低风险 ”。

对于张氏为什么要以10岁为基数进行观察分析？又为什么每增10岁重症风险级别会增加？而年轻人又为什么都是低风险？这类问题，张氏没有进一步说明，但这 篇分析料资料却巧合《黄帝内经》关于人的自然生命规律的论述，中医称此为“生命律”。了解一下中医关于“生命律 ”的论述，也就回答了上述几个“为什么”的疑问。

 

《黄帝内经》认为，人的“生、长、壮、老、衰、已”是生命的普遍规律，这个规律是以十岁为一个年龄段呈现出来的，即人从10岁到 40岁是“生、长、壮”的阶段，从50岁到百岁是“老、衰、已”的阶段。也就是说，人的气血与生理机 能，大抵在40岁前是由强而盛的阶段，50岁以后是由盛而衰的阶段。对此，《黄帝内经》分别作了如下介绍。

10岁至40岁：《内经》说：“人生十岁，五脏始定，血气已通，其气在下，故好走。二十岁，血气始盛，肌肉方长，故好趋。三十岁，五脏大定， 肌肉坚固，血气盛满，故好步。四十岁，五脏六腑，十二经脉，皆大盛以平定，腠理始疏，荣华颓落，发颇斑白，平盛不摇，故好坐。”（《灵枢 ·天年》）也就是说，人从10岁到40岁，分别处于少年、青年、壮年，成年阶段，人的脏腑组织与生理机能也相应处在生长、发育、成长、成熟 阶段，人的五脏气血也分别处于已通、始盛、盛满、盛平的不同阶段，人的行为则分别表现为好走（跑）、好趋（疾走）、好步、好坐的不同阶段。也就是说，虽然 人到40岁以后已由盛而衰，但总体趋势是，人的气血和生理机能是处在一个上升阶段，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，其生命力渐趋强盛，抵御病因的抗病能力也随之加 强，即使一时得了某个疾病也容易调治，预后转归较好，少有转为重危之症者。

50岁至100岁：《内经》说：“五十岁，肝气始衰，肝叶始薄，胆汁始灭，目始不明；六十岁，心气始衰，苦忧悲，气血懈惰，故好卧；七十岁， 脾气虚，皮肤枯；八十岁，肺气衰，魄离，故言善误；九十岁，肾气焦，四脏经脉空虚；百岁，五脏皆虚，神气皆去，形骸独居而终矣。”（《灵枢 ·天年》）这段经文将眼睛的视力，情志的忧悲、行为的静卧，皮肤的枯荣，语言的善误，血脉的空虚、神形的分离等，作为临床考察的参数，以说 明人的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五脏渐进之衰。也就是说，当人的生命年龄一旦进入50岁以后，人的五脏就渐渐老化，人的整体生理机能也随之退化，并以10年一个 坎地进入“老、衰、已”的衰败阶段。在这个阶段的人群，其抵御外界病邪的“正气”日益不足，抗病能力也 逐年下降而易患疾病，其年岁越高抗病能也就越差，一旦得病也往往缠绵难愈，而且容易由轻转重，这类人群常一脏受损易引起多脏衰竭而致病危。

从上述《内经》“生命律”的介绍不难看出，人生10至40岁者，他们多属于“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”的人 群，其抗病能力强，即使染病一般转归较好，故在这次新冠疫情中，他们都是“低风险”人群——重症少、死 亡少。人生50至100岁者，他们多属于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的人群，其抗病能力差，一旦染病往往预后较差，故在这次新冠疫情 中，他们就成为“高风险”人群——重症多、死亡率高。这就回答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，为什么 “年轻人普遍都是低风险”，又为什么年龄越高风险逐步增大、死亡率也随之高的原因所在。这就从中医“生命律 ”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 

2、重症与基础疾病

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，其重危症和死亡也多见于有基础疾病的患病人群。据钟南山院士团队对全国近1600多例新冠肺炎患者分析显示：在1600名患者中， 有161名属重症（转入ICU、需要机械通气），在这161名患者中有77名存在至少一种基础疾病，77名中有35名已经死亡。提示有基础疾病其不良预后 风险升高79%，同时有两种以上基础疾病者，则风险升高1·59倍（HR2·59）。

另外，在国家卫健委《方案》所例的“重型、危重型临床预警指标”中，还将3月龄以下的婴儿或有基础疾病（先天性心脏病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、呼吸道畸形、异常血红蛋白、重度营养不良等）者例在其中。

 

对于有基础疾病的患病人群为什么易导致重危和死亡率高这个问题，如果再从中医角度审视与解读，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答案呢？在《黄帝内经》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可 作答复，其文曰：“五脏者中之守也，……得守者生，失守者死。五脏者，身之强也，… …得强者生，失强者死。”（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）

大意是说，脏者藏也，五脏是藏精藏神的地方，它们藏而不失，各有职守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五脏生理功能正常，能内守人的精气神，人就健康而有生机；如果五脏失 藏失守，人就失健而易致夭折或死亡。同时认为，五脏也是身体强健的基础，五脏强则身体强，身体强健人就展现出较强的生命活力，如果因某些原因致五脏失强则 身体失健，人的生理机能与抗病能力也就趋于衰败而易致病死早亡。这就说明，五脏是否“守”与“强”，是 决定人长寿或早夭的关键。

那么，导致五脏“失守”“失强”的因素又是什么呢？按照《内经》记述并结合现代临床分析，它们大致见于 体质禀赋因素和旧病宿疾。例如：属于五脏失守者，多见于机体代谢障碍与物质流失的某些疾病，如糖尿病、肾病综合症、尿崩症、出血失血、慢性肠炎、二便失 禁，或属于中医“神不守舍”的某些精神疾病等；属于五脏失强者，多见于因体质因素，如湿热体质、虚寒体质，血瘀体质，或肥人、瘦 人的不同等，以及这些体质因素易导致的相关疾病（如心血管病、肺部疾病、某些先天性疾病），这类体质与疾病均可使五脏（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）失强。然而， 五脏“失守”与“失强”又互为关联，失强可致失守，失守又致失强，且时间越久、病史越长、年龄越大，五 脏失守、失强就越严重。

 

上述这类五脏“失守”“失强”者，其实都可归于素有“基础疾病”的患病人群， 这些患病人群具体到每个患者，就是各个不同疾病或专病的“拥有者”，他们天长日久地患病不止，似乎成为某个疾病的“ 专业户”，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称此类患者为“家”，这些病“家”各有所患与专病，而且这 类“病家”多达20余种。中医称之的这类“家”与现代临床的相关疾病为：

风家、冒家（慢性心血管疾病，如中风、脑病，及眩晕、昏蒙、脑缺氧等症病）；

咳家、喘家、支饮家（慢性呼吸系疾病，如肺病、支气管疾病、肺水肿等）；

淋家（慢性泌尿系疾病，如肾病，或肾盂、膀胱、尿道感染及结石等）；

衄家、亡血家（慢性出血性疾病，如鼻出血、紫癜、咳血、吐血、便血、崩漏等）；

胃家、脾家、呕家、饮家（慢性消化系疾病，如胃病、肠道病、胃潴留等）；

酒家、汗家、湿家（平时爱饮酒、爱出汗、湿气重的人，多见于代谢性疾病）；

黄家（慢性肝胆疾病，如肝病、胆囊病、溶血性疾病、或某些疾病所致黄疸等）；

虚家，虚弱家（先天不足、年老体衰、久病体弱，免疫力低下者）。另外还有“失精家”、“疮家”等，不宜赘述。

 

上述可见，《内经》所说的五脏“失守、失强”和《伤寒论》临床中的各个“病家”是互为关联的，他们既是 五脏“失守失强”的失健者，同时也是各“病家”的旧病缠身者。这些身体失健或旧病缠身的患病人群，就成 为久病不愈，五脏受损，机能退化，抗病力差的弱式群体。这类群体一旦再染新的疾病，就会雪上加霜地一损再损，其失守失强的五脏就会形成“墙倒 众人推”之势，酿致多脏衰竭，中医常称此类患者为“不治”，即难以救治。这就解释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，为什么患 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最易导致重症和死亡的根本原因。

 

3、仁术与“生命律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医关于“生、长、壮、老、已”的生命律，人体五脏“失守”与“失强 ”的生理机能变化，临床中旧病宿疾或基础疾病的各种“病家”，其实它们是一脉相承而互为关联的，即人的年龄随着由壮 而老、五脏机能也就越来越衰、旧病宿疾也就越来越多，人抵御新的疾病能力也越来越差，这就将生命律、五脏变化、旧病宿疾、新感疾病、预后转归等联系起来， 使中医在临床中便于全盘统考，目的在于“知常达变”。

所谓“知常达变”，即通过认识人由盛而衰这个生命规律的“知常”，去“达变” 人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年龄层次？五脏处于什么样的生理年龄阶段？五脏的“失守”“失强”在何脏何腑？反映 于患者的旧病宿疾或基础疾病属于哪类的“病家”？这类“病家”遇到新的疾病时，他们的抗打击能力会怎 样？这些都要做到心中有数，区别对待，使医者在临证时有一个正确预判，以便更好地救助患者。

所以，中医关于“生、长、壮、老、已”的生命律及其五脏由盛而衰的理论，并非“听天由命”的宿命论，而 是要求医者“以人为本”地去敬畏生命、尊重生命、热爱生命、救助生命。这种思想体现在中医仁心仁术中，就是要一视同仁 ——不分身份的贵与贱、钱财的富与贫、民族的华与夷、关系的亲与疏、相貌的美与丑，年龄的长与幼，都要“普通一等 ”（《大医精诚》）地全心救治。

中医“普通一等”所反映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，就是“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，要使“壮有 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”（《礼记·礼运篇》）的仁者爱人。中国文化的这种大爱体现在这次疫情中，就是以举 国之力，一方有难，全国支援，做到对患者“应收尽收，应治尽治”，而且使武汉3000多80岁以上老人得到一视同仁的救治（其中 有8位超过100岁者，最大年龄108岁）。中国独有文化与全民抗疫，最终在中医药的全面介入中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。

与此相较，西方美欧一些国家的抗疫态度就不免令人嘘唏！诸如：放任疫情流行的“集体免疫”；资本至上的“开放复工 ”；病毒检测的“富人优先”等，让人不可理喻。特别是“让老人先走，让年轻人活着”， “拔掉65岁以上老人的呼吸机，把生的机会留给年轻人”的抗疫举措更是令世人震愕！这些令东方匪夷所思的抗疫态度与举措背后，其 实既有达尔文“物竟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生存原则，也带有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思想——瘟疫被看成是大自然发 挥抑制人口增长起决定作用而不可缺或的天灾。可是，美欧的“天灾”至今还没有个尽头，“人祸”又随之而 起；生物医学“救死扶伤”的医学模式也转变成为让“老人先死”的灾难医学横式。

总之，中医“生命规律”及五脏盛衰理论与西方“物竟天择”等思想相较，二者似乎都属自然法则，但它们的 思想内涵与价值目标不同，从而使东西方面对同样的“天灾”，却出现不同的结局与“人生”。